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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历:在抗美援朝的日子里 ——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专访湘潭老

2020-10-25 来源:未知 责任编辑:国际书画艺术网, 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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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岁的老兵刘树莲
       “雄纠纠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,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”。七十年前,在这首雄壮威武的歌曲声中百万中华英雄儿女义无反顾地扛起钢枪,奔赴保家卫国,反抗侵略者的朝鲜战场,开始了一场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的战争。很多英烈埋骨他乡,很多英雄儿女放下枪后加入了火热的祖国建设中……他们虽然可歌可泣,但大多数默默无闻。转眼过去了七十年,这些英雄儿女还记得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吗?他们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?让我们一起来倾听湘潭84岁的老战士刘树莲老人讲叙他亲历抗美援朝的英雄故事……

15岁,看牛娃背着父亲成了志愿军

1951年,15岁的刘树莲还有些瘦弱。那天,他参加了湘潭县排头乡政府土改工作队的青年会,知道了抗美援朝战争,便提出了要报名参军。但领队指导员看了看刘树莲有些单薄的身子,说他的年纪太小不能收。当天晚上,刘树莲睡在床上,辗转反侧,睡不着,便对父亲刘万兴说,“我要去当志愿军”。

他的父亲说:“莲伢子,你哥哥不在家里,我要用牛(使用牛耕田),三个弟弟又小(那时大弟弟刘树松10岁,二弟刘树元7岁,三弟刘树云5岁)我看你就莫去参军了,在屋里和我一起种田劳动,做点饭,洗洗衣服,带好弟弟,我一个人也做不了很多。”刘树莲也知道父亲说的都是事实,但当兵的梦牵动着他年轻的心,怎么也放不下,还是悄悄地报了名。1951年6月,初夏的阳光温暖而明亮。那天,刘树莲一个人在土改分来的田间劳作,一位穿灰色军装、中等个头的解放军喊他到排头乡政府开会,他立即跑上田埂,头也未回,更未向家里任何人打招呼,就跟那个解放军走了。从此,他的人生轨迹改变了。

“报名参军的那天晚上,乡政府招待了我们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参军的每个人都领到了几万元(旧币一万元折合新币一元钱)零花钱、一顶草帽子、一包食品(即有花生、小饼和小花片)。我的草帽和食品,请当时在乡政府做厨师的干爷彭谷臣(现已病故)带给家里了。吃了晚饭,稍事休息后,我们排队去区政府(现在的石家大屋),当场报名的排头乡入伍青年还有刘启钊、彭树祥、彭汉云(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)、罗家云、冯利吾、胡日培等,还有2个人记不清名字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刘树莲老人仿佛回到了那些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,满脸是激动和对战友的怀念之情。

刘树莲(摄于1957年)

在刘树莲老人的记忆里,那天特别热闹,乡政府组织群众敲锣打鼓,扭秧歌,夹道欢送,两旁红旗招展,口号不断。到达区政府后,大家简单地洗漱就休息了。没有床铺就一律睡在会议室的长椅上。因晚上蚊子咬人,工作人员帮忙点了蚊香,安稳地睡了一晚。天未亮,就被喊了起来,在水塘里洗脸后开早饭。饭后列队点名清理人数。这时,刘树莲看到了二叔和八叔。当时的少年刘树莲内心里十分高兴,二叔亲切地对他说:“树莲,你参军好些去,家里的事不要你挂念,今天你爸没有来,他要我和你八叔来送你!你昨晚请干爷带回的东西,已收到,你的钱带上了吗?”听了二叔的话,小小年纪的刘树莲眼睛有些酸,点点头,跟随队伍就出发了。后来他才知道,他独自离家参军后,父亲像掉了魂似的,一脸忧伤。当晚就找弟弟来看,因为当时二叔到得较晚,新兵已经睡觉,门卫阻止探望,所以第二天刘树莲才见到了二叔和八叔。当时树莲的父亲对树莲参军很担忧,他悄悄地对二弟担忧地说““树莲参军去了,他的年龄那么小,能受得了不?家里的事又怎么办,哪个来煮饭、洗衣服、做家务啊?” 爸一个人撑着这个家很苦,好长时间做事六神无主,不习惯。这是一位父亲对孩子的真情流露。70多年后的今天,刘树莲老人说起自己早逝的父亲,脸上满是尊敬和怀念。

“在区政府列队的青年人上百人,几个区中队背着步枪的军人护送我们到易俗河。我们都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。当时,我只穿一件白土布上衣和一条短裤,光脚板一路走到易俗河集结点。走了一天路,途中大概喝了一、两次开水,未吃中餐,到傍晚七点左右才在集结点吃上晚饭。到达易俗河,第二天就进行体检,第一道程序是列队绕圈跑步。经过跑步,我被目测合格。我们那个九个人的队伍中有2个不合格被淘汰。然后就是检查眼睛、口腔,鼻子、咽喉、心脏、血压和四肢握力、听力等项目。我小时候好玩,曾从猪楼屋上面往下跳,左脚受了伤,经过乡村郎中复位治疗,已基本恢复正常,留下了一点后遗症:走路有点不正。当时体检时,我尽量跑好步,终于突破第一关。身体其他方面,如心脏等也全部合格,顺利地通过了体检关,我高兴地松了一口气。”后来,刘树莲经常想,如果自己当时没有通过体检,人生又将是怎样的样子呢?但人生没有如果,因此,他深感庆幸。

体检后就编入新兵连队,排头乡的七个新兵被编到中南军区暂编第七团三营九连四排十六班,刘启钊任班长,彭树祥任副班长。接着就发军装。正式穿上了军装,显得很威武。彭汉云同志在班里时间不长就被调到三营部当通讯员,他当时背着真步枪经过我们班的驻地,威风凛凛,让刘树莲他们好生羡慕。不久,醴陵和岳阳等地来的同志一起重新进行了编班,一起在易俗河训练基地学习队列、射击、投弹、防御、单兵进攻等科目,十月中旬正式开赴朝鲜前线。 

“那时,部队保密极严,本来是要开赴朝鲜前线,动员时却说:为适应实战要求,换一个地方去进行军事训练。临走的头天晚上,要求大家早睡觉,那晚岗哨都由干部轮流站,让大家感到有些异常。第二天,天未亮就吃早饭(平时只吃两餐饭,上午饭到八点钟左右开餐,下午到三点开晚餐),战士们将被服什么的全部带上出发,在易俗河乘木船过河。经过三角坪河东铁路桥头,看到铁桥被炸毁,只剩两个半桥墩,在靠近河东桥墩边,一段铁轨还靠着桥墩插在河水中,大半截朝天。离易家湾火车站还有几里,就听火车发出的尖锐的呼啸声。中午时分,部队到达火车站。干部整队后让我们坐下,等待上车。下午乘火车出发。第一次坐火车,感到新鲜。那时火车上设有简易四排长坐椅,还有行李架。

第二天中午,火车到达武昌火车站。那时还未修长江大桥,我们坐大轮渡横渡长江到达汉口军运站码头。在那里休息时,每人发了四个大馒头。我从未吃过面食,感到馒头不好吃。我们只是撕下硬皮吃,又吃不下去,只好慢慢啃些充饥。”

这时上级给每个人发了棉大衣、棉帽子、黑胶棉鞋,并要求穿在身上。火车从武汉往北行驶。经过四天四夜的行军,到了朝鲜的前站辽宁省安东市(现改名为丹东市)。路过安东大街,气氛感觉不一样。远远看到一张高大、铁拱弯曲的大桥,干部们讲:“那就是横跨中国与朝鲜的边境两岸的鸭绿江大桥,过了大桥就是朝鲜了。”街上不时有苏联军人乘汽车驶过。开始大家以为是美国兵。干部讲:“不准乱说,这是苏联老大哥的军队,在帮助我们抗美援朝,打美国鬼子!”苏联老大哥军队主要是高炮部队,驻守在安东市和朝鲜新义州,保卫安东和朝鲜新义州、鸭绿江大桥的安全。

“在安东休整几天,每天两餐饭都能吃到一餐可口的大米饭,我们这些新兵高兴极了。上级组织我们召开了军人大会,会上讲了一些朝鲜战争情况和防空等安全常识。我们展开了讨论:如何以实际行动投入到抗美援朝斗争中去,打败美帝国主义,保卫我们的祖国,保卫我们的乡亲,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。大家纷纷表决心,不怕离开祖国,不怕离开父母亲人,不怕流血,不怕牺牲,坚决和美帝国主义战斗到底!”

驻安东休整时期,刘树莲他们第一次住楼房,用上电灯、自来水,感到很舒服很新奇。就在他们的新奇中,接到上级开拨的命令,于是整理所有装备和物品准备出发。吃过晚饭接近黄昏,刘树莲他们从驻地出发,成四路纵队雄赳赳、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。过鸭绿江大桥时,头顶上是灰白色天空,脚下是滔滔江水。整个大桥很宽大、很雄伟。桥板是由木头铺设的,可供汽车和行人快速通过。队伍是一边两列,中间要跑汽车并且要会车。桥的右侧铺了铁轨。不时有运送武器弹药的列车和汽车从我们身旁飞驰而过,紧张的气氛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

70天行军5000公里 1952年的元旦不同寻常

横在鸭绿江上的大桥,足足走了半个小时。过了鸭绿江就真正到达了朝鲜和中国相邻的第一个城市——新义洲。展现在刘树莲他们这些新兵面前的,是一片凄凉的景象,整个城市被美帝侵略者的炸弹炸成一片废墟,楼房都倒了,街道也不见了,到处是碎砖乱石。走了很长一段时间,才看到一个三、四米高的残崖断壁。也没有看到一个朝鲜老百姓,只看到一些中朝军人在执行警备任务,还有一些苏联老大哥高炮部队的阵地和工事。

自从到了朝鲜,也就是说从1951年10月下旬起,刘树莲他们每天背着背包开始长时间的夜间行军,连续走了两个多月,才到达目的地。在朝鲜境内行军,仍旧是每天吃两餐饭,大多数时间,白天休息睡觉,夜间行军赶路。白天行军容易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,遭到敌人飞机轰炸或者大炮炮击。因此,每天黄昏开始行军,快天亮时就宿营休息,每晚要走60至80里路,多则上百里路。通过敌人封锁线内的桥梁、敌人军用仓库、部队驻地和指挥机关时还必须急行军通过,或拼命跑步。

“行军中第一次遇到敌人飞机打照明弹的情景,现在我还记忆犹新。那是敌人的夜间侦察机,投下一个照明弹,挂在空中将地面照得亮堂堂,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敌侦察机在照明弹上空来回轰炸,干部命令我们原地爬下不准动。对我们从未经过战争的新兵来说确实吓了一跳。后来遇到这种情况也就习以为常了。”说起当时的情形,刘树莲老人仿佛回到了七十年前的朝鲜,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日子,眼里充满了激情。

说到这儿,刘树莲老人有些沉重,他介绍说,行军时,不时看到公路两边矗立着烈士坟墓,大多是打仗或被敌机的轰炸扫射而牺牲的战友,也有病故的,部队就近找块较好的土掩埋他们的遗体,坟前插着一块木牌,牌子右边写上部队的代号,左边写上该烈士的籍贯,中间写着:“某某烈士之墓”。看到这些,大家都不说话,有些异样。

因为年纪和个子都小,行军三天后,刘树莲的两腿痛得要命,有时走路还一拐一拐的,有的战友还边走边哭。走一星期左右,停下来休息一天再继续行军。每到一地,哪怕是不吃饭也得先烧热水烫脚,让脚加快血液流通,休息好,才能保障第二天的行军。“我的个子不太高,体质又不强壮,在行军中尽最大的努力跟上部队从未掉过队。但有时因病走路费劲时,本班的战友发挥团结友爱的精神,帮助我。”说到这儿,刘树莲老人仿佛想起了那些帮助过他的战友,满是对他们的怀念和感激。

刘树莲他们的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行军,才到达朝鲜前线——西线。但情况有了变化,原计划接收他们的那支部队面临回国休整。结果,上级又让他们行军几百里路,退回中线地区。后来又接到命令,又赶往东线。又经过一个月的行军,终于在1951年的12月31日到达东线部队——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八军二○四师六一一团的驻地。

第二天,是1952年元旦。部队指挥员石志鹏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,大声说:“我们新兵同志们,参加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,打败美帝国主义,这个任务是光荣的、艰苦的,你们的到来给我们部队增添了新鲜血液,壮大了部队的战斗力,让我们一起战斗吧!”从这一天开始,刘树莲,这个十五岁的少年的人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。每天差不多不是行军就是打仗,每天都要经受血与火的锻炼、生与死的考验。在这次行军途中,经过兴高山的经历,至今令刘树莲念念不忘。

“那座山大约几千公尺高。开始时,远远望见一片黑黝黝的大山,当行走到山下时,只见山腰上都是弯弯曲曲的盘山路,只走人不走汽车,前后都是军人走路的脚步声,偶尔听到一些咳嗽声,但没有说话声。当我们行走到山顶时,可能是下半夜了,上级命令就地宿营休息。天哪!山上根本就没有房子,连一个老百姓都没有,又如何睡觉?不管多困难,怎么也得睡觉。我们只好打开背包,扒拉、扒拉地上的树叶,尽量多堆积点树叶,穿上大衣蒙头就睡。因为山坡上扎营地形不平,头朝上坡,脚朝下坡,就这样休息也比走路强啊!”

“行军中涉水要讲究技巧。有一次,我们在一个平原地区行军,上级命令:脱了鞋子穿袜子准备过河!我们都议论纷纷:穿袜子过河,哪有这种搞法?要脱都脱掉,过河利索些,要不然湿袜子都不好带。我们没服从命令,麻烦就来了:当我们全部脱掉鞋子、袜子走到河里时,脚板沾上的石子掉不了,要用手去抠,甚至抠都抠不掉。这是因为人体是热的,河水是很冷的,因此冷石子遇热沾在脚上不易掉。穿袜子过河,看似奇怪的命令,却自有它的道理。”

刘树莲老人回忆说,行军途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,比如过双木桥或独木桥。一天晚上过一条大河,他将棉袄脱掉准备过河,接受前次未穿袜过河的教训,所以将棉鞋脱掉绑在背包上,脚穿袜子准备过河。前面的同志行走在过河的堤坝上,我们也跟随前行。刚开始,是一段堤坝,比较宽,好走,但越走堤坝越窄。堤坝尽头是双木桥,桥下哗哗的河水响得吓人,桥面已结冰,光滑滑的,根本就不能站立行走,人只能蹲着慢慢地移动,必须特别小心,稍不注意就会掉下河去。有一个战友因不小心掉到河里,被战友们救了上来,他只能跑到老百姓家去取暖、烤衣服,几天后才赶上部队。

我所经历的三次战斗 忘不了那些生死攸关的瞬间

行军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打仗。行完军,就要打仗了。刘树莲在朝鲜一共参加了三次战斗。刘树莲老人回忆说,第一次参加战斗是1952年下半年。他从训练队结业后,随即就被分配到志愿军六十八军二○四师六一一团三营八连。当时,我方的作战以防御战为重点,一线部队正和美国侵略军及南朝鲜军队展开拉锯式的战斗。

他们连队主要是向第一线的战友们运送武器弹药。每天天还没亮就起来吃饭,向前方运送手榴弹和子弹,用背包带捆绑,每人背一箱手榴弹或者是两箱子弹,平均每人负重50-80斤。为了隐蔽行动不被敌人发现,每个人用树枝什么的扎成圈戴在头上进行伪装,尽量走在防御通道交通壕里,但有时需要翻山越岭,身体难免暴露在外。为了完成任务,无论前方有无危险,他们都必须勇往直前。

“送弹药的路上,不时听到前线战友与敌人战斗的枪炮声,也不断遇到前线的负伤的战友或牺牲战友的遗体被抬下来,可以想到前线战斗的惨烈程度与战友们的顽强作风。当将弹药送到前线返回驻地时已是上午10点至12点。汗水湿透了全身,面部苍白,浑身无力,身体感到极度疲劳和饥饿。因为是长时间行走在山上的交通壕沟里,根本找不到水喝,口渴得很。我们班的战友冯利吾(现在已在岳阳君山东农场退休了)渴得实在受不了啦,他爬在交通壕的底部,直接喝上了黄泥巴水,站起来说:‘哎呀!不管它是什么水喝上几口也感到好多了!”

刘树莲第二次参加战斗是1953年春天。刘树莲回忆说,他们六一一团的作战任务是以“8902”山(8902是以8902米为标高的一座山)为主要防御阵地,阻击敌人进犯,所以必须构筑防御工事,除以前的工事外,还必须挖更多的交通壕沟,构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,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走交通壕沟,不准在地面上行走。上级把挖交通壕沟的任务交给我们连。早早起床洗漱吃完饭后,带上铁锨就去阵地挖沟。每人每天要挖3-5米长的交通壕沟。从早晨出去通常要到晚上才回来。连队根据每人身体的强壮与否来分配任务。“我因个子不太高,身体瘦弱,一般只分配3米左右的任务。有两个四川和一个江西的战友,他们每天平均挖出5到8米的交通壕沟,因成绩显著,都被记了三等功。”说起当时的情景,刘树莲老人似乎有些惋惜。

“第三次战斗是抗美援朝最后一仗——金城反击战。该战役是我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中经历最严酷的一次考验,可以说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。”

刘树莲老人回忆道,1953年五、六月份,上级进行了多次战斗动员,一再阐明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反动目的:他们的野心是想以朝鲜为跳板,企图占领我们中国,继而掠夺我们祖国的资源财富,重新奴役中国人民。打朝鲜只是手段,侵略中国才是美帝国主义不可告人的真实目的。我们积极开展模拟实战环境的大练兵运动,每天除上政治课,就是军事课或战术演练,既有白天操练科目又有夜间训练内容,总之是摸、爬、滚、打反复练。训练口号是“临阵磨枪,不快也光”。

“7月13日夜,金城反击战打响前,上级命令我们以战斗的姿态带上所有武器装备,轻装前进。刚走出驻地不远,我们的大炮特别是‘卡秋莎’火箭炮惊天动地,像天空中快速划过的流星雨一样射向敌人的阵地。地面上轻重机枪和手榴弹响成一片,恰似家乡在除夕晚上十二点迎接新年鞭炮一齐炸响的情景。夜幕中,虽然看不清道路和行进中的部队,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、亲眼所见的‘弹幕雨’都在表明:部队都在快速向敌人冲锋,向敌人进攻。“

这场战斗,刘树莲他们班是火力班,当时决定用火箭筒负责打敌人的坦克和碉堡火力点。刘树莲除了背着两发火箭筒外,班长还指定他负责带一个1953年参军的新兵小蔡。“小蔡平时能说会道,比较调皮,我不能让他掉队和出事。刚冲到我们连一排进攻夺下的敌人阵地时,借助照明弹的闪光,我看到一排长静静地躺在地上,已经牺牲,冲锋枪还挎在身上。同时,阵地上还躺着一排其他一些牺牲的战友。我只能绕过这些战友的遗体,带着小蔡继续往前冲。“

“当时,战友们正在向敌人发起冲锋,战斗非常激烈,小蔡恰巧在这时不肯向前冲了,坐在地上不肯走。危急时刻,我来不及跟他多讲,硬拉着他往山上冲。刚冲了几步,小蔡说他的鞋子掉了。我又停下用手为他摸鞋子,好不容易摸到鞋子让他穿上,继续往前冲。冲了一段路后,其他的战友都已经冲上敌阵地,正打得过瘾的时候,小蔡却说:我再不冲了,就是打死我也不冲了。我马上伸手打了他两个耳光!命令他说: 你一定要跟我继续冲锋,如果你不冲锋,他妈的我用手榴弹崩了你算了。说着,我掏出一颗手榴弹吓唬他。小蔡一见这情形,马上说 组长,我冲锋。我说:那好,我们继续冲锋!

因为小蔡的原因,刘树莲他们耽误了些时间,前面的同志已夺下敌人阵地继续向前冲了,他们掉队了。刚冲上山头接近敌人设置的铁丝网,怕暴露目标不敢再前进了。因为敌人在铁丝网上挂了许多罐头盒,只要有人接触,就会叮当叮当地直响。

他们只好掉转方向继续前行找部队。进入树林,眼前呈现一条被人踩踏出的小路,一米多宽,又陡又滑。刘树莲拉着小蔡,沿着这条滑道不顾一切地向下滑,滑了30多米,一下滑至底下的水草地上,几秒钟都未回过神来。突然,刘树莲的脚踩到一个软软的物体,差点被摔到在地,仔细一看,原来是六○炮班大个子班长(江西人)静静地躺在路边茅草里,他已牺牲。“他那高大的身躯以及脚上穿的乳白色底边的解放鞋,被照明弹照得很清楚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朝夕相处的战友一下子阴阳两隔,心里很痛苦。”

“当时情况紧急,容不得我多想,更不允许我们停留,我带着小蔡继续向前跑,也不知道跑了多远,越过一段铁轨路后,终于发现我们连长梁炳灿带着部队正在前方隐藏着。哎呀!我和小蔡经过好一阵折腾总算跟上了连队,我立即报告了领导。”

连长率领他们发起冲锋,把敌人击退,占领了敌人的阵地。上级命令暂时停止前进,就地构筑工事打防御战。构筑工事的第一步就是清运死尸。一些坑道里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的尸体,他们大多是被我方的“尖刀”冲锋队战士用手雷消灭的。刘树莲和战友们将坑道里敌人的尸体一一拖出来,在外面挖个大坑想把敌人尸体集中埋掉,免得腐臭难闻。“七月正是三伏天,拖出来的尸体将大坑填满还放不下,只好把它堆起来,结果堆得很高,臭气冲天,难闻死了。我们一边警惕地守卫着阵地,一边还得生活。无处找水源烧水喝,做饭也无办法,只好靠天下雨,用子弹箱子(铁皮箱)接水。正巧,我们缴获了敌人一些大米,不管怎么样,淘了淘煮着吃了再说,尽管用铁皮子弹箱子煮饭,里面有点异味,顾不得这样多了,为了充饥,有异味的大米饭对我们来说真算是来之不易的‘美味’了。”

敌人丢了阵地极不甘心,敌机和敌人的火炮每天丧心病狂地对我方轮番轰炸。“我们得时刻做好防空防炮准备。有个四川新兵,胖个子,1953年入伍的。一天,敌人开始打炮,排长指挥防炮,我们都朝山梁的背面跑去隐蔽,四川新兵害怕(部队里有句口头禅:老兵怕号、新兵怕炮),只有他还蹲在掩体里,结果,敌人打来一排炮弹,其中一发炮弹击中了他蹲着的掩体坑,巨响过后,他从空气里消失了,连一点尸骨都未找到,很惨烈。”

“在一次拉炮战斗中,小蔡被大炮轮子压伤了脚,后被送往医院治伤去了。从那以后就再未见他了,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安好。”说起这个战友,刘树莲脸上充满了怀念。

(附:讲叙人刘树莲,1936年7月生,湘潭县排头乡人,1951年10月入朝参战,1955年4月班师回国。先后在中南军区暂编新兵第7团、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8军204师611团、解放军驻沈阳军区第五炮兵学校第四期政治队、第68军204师炮兵584团、第68军工程兵建筑176团、解放军青岛守备区工程兵建筑176团等部队单位工作32年。1982年2月,从青岛北海舰队部队转业至湘潭地区药材公司。1996年7月,从药材公司党总支书记任上退休至今。)(讲叙:刘树莲 整理 陈志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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